世界著名摄影大师：亨利卡蒂亚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 1908-2004）
“对我来说，照相机就是一本写生簿，捕捉即时灵感的工具，你要在瞬间对你所看到的一切提问并做出决定，通过一个有限的取景器向人们解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最简单直接的表达，却也需要你集中精力、训练有素、敏感并有几何构图的美感。”
“那天我去法国国家图书馆看布列松的影展，有一张照片特别令我感动。”电影导演贾樟柯曾在接受我的采访中说道，“一个国民党军官在逃溃的路上，身上背着一个暖水瓶。他的军服真好。离乱，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还有那种物质的匮乏，他的暖水瓶装在布套里，显现出牢不可破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对开水的热爱。这张照片让我重新想象那个年代，重新想象战乱，你会感受到那种绝望和迷茫。我希望我也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有一种东西能触动你最软的地方。”
１９４９年初，布列松用他的莱卡相机记录下新旧中国的交替。当这位法国摄影师带着他的小相机走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的街头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与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一位摄影师擦肩而过。北京胡同里的老人、冬日暖阳下的茶馆、通货膨胀中焦虑的上海市民、激昂的大学生……布列松的镜头对准处于社会动荡中的小人物，将他们的瞬间表情凝固在照片里，成了我们想象那个年代中国最平实的媒介。
在此之前的１９４７年，布列松刚刚和罗伯特卡帕、大卫西莫在纽约成立了马格南图片社，这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摄影师的独立组织，更因为“关心人类”的道义精神受到日后世界各地新闻摄影师的膜拜。马格南的宗旨就是把人类和其生活环境作为拍摄对象。摄影记者深入社会底层，拍摄普通人的生活景象。在踏上中国的国土之前，布列松已经拍过了内战中的西班牙、去世前几小时的圣雄甘地和墨西哥的贫民。
１９０８年，布列松出生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殷富之家。父亲是纺织业的巨头，他的叔父是个画家，受他的影响，生性多愁善感的布列松在很小的年纪就迈入艺术领域，接受了一系列绘画的专业训练，并一直对当代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他阅读兰波、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开始与当时活跃在巴黎的艺术家交往，并深深被超现实主义的领头羊安德里布列顿提出的理念所吸引：“相信即兴的表达和直觉，最重要的是要有推倒成见的精神。”这成了他日后摄影创作的主旨。
３０年代初，布列松离开绘画，转向摄影，他在马赛买到一台当时的高科技产品――３５毫米的莱卡相机，摄影开始在他的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拍摄所见所闻，差一点因为黑热病死在非洲；他带着相机走在巴黎街头，就像一个背着写生本的画家，捕捉日常生活的场景，他在３０年代拍摄的照片被认为是他最具创新性的作品之一，而他给文化名人拍摄的肖像也显现出摄影的一种非凡魅力。
按照布列松的工作习惯，当拍摄对象的眼神、身体和他们的头脑达到一致的时候，他才会按下快门。他从来不会让拍摄对象摆出生硬的姿势，而是让他们在镜头下回归本来的样子。布列松的人物肖像显得亲切、自然、富有感染力，注意看照片中人物的眼神，不管是拍摄马蒂斯、萨特、贝克特等大师，还是普通人，他总是能抓住人物最富表现力的一瞬间。凝视一张照片，你似乎能望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布列松提出的著名的“决定性瞬间”的概念已经成了一种摄影的魔咒，它是指把被拍摄事物的表现形式及其内涵在一个瞬间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经常出现在他的照片中的楼梯、栏杆和物体的线条将画面恰到好处地分割，这种几何构图美学是布列松摄影的另一大成功之处，自然与他的绘画基础有关。
布列松３０年代末给大导演雷诺阿当过助导。他一辈子都想拍电影，在摄影界获得声名以后，还导演过几部片子，只是与他在摄影方面的成就相差甚远。他写过书，理论集《论摄影》和他的著名作品集《决定性瞬间》，都对后来的摄影师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更不用提有多少人是看了他的照片才坚定地走入摄影这个行业。布列松一生都钟爱３５毫米莱卡相机，这种相机很适合他随兴真实的拍摄方式，小巧的机身容易让拍摄对象忽略他的存在。他从不使用闪光灯，也从不修整自己的照片，因为他认为如果一张照片的构图有缺陷，剪裁也无济于事。
２００４年８月３日，布列松在法国西南部的家中去世，这一年，他９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