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元买到的一个肾
我们总是说卖肾换手机，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更是会被警察叔叔带走的。但是世界上有一个神器的国家叫做伊朗，这是全球唯一卖肾合法的国家。摄影师Francesco Alesi记录了一名患肾衰的年轻人私下购买肾脏并进行移植手术的全过程。
伊朗允许肾脏交易，伊斯兰共和国开展和管理这项工作已经20余年了。通过关爱肾病患者慈善协会，由政府出面促成捐助者和购买者之间的会面，双方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协议。出售身体器官的人会收到平均9000万里亚尔（约合3000美元）的报酬，其中由政府支付300美元作为帮助减少等候换肾队列的答谢金。
在伊朗，求助非法肾脏交易市场的人比比皆是。德黑兰街头充斥着此类广告，张贴在树木上的宣传纸，或者是墙壁上涂画的宣传画，大多数宣传资料都标注了捐赠者的名字、血型及联系号码。“哈希米，AB型血，急，09358042010”德黑兰市中心的一面墙上涂写着这么一句话，旁边就是管理合法肾脏交易的慈善协会的总部。一部分人等待捐赠，但大多数都在进行肾脏买卖。
加法尔，24岁，和他的家人见同意出售自己肾脏的纳琳。
虽然政府承诺给每位器官捐赠者大约300英镑的奖励和一年医疗保险，但多数“捐赠”以私下交易方式进行。
在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外面，墙上往往布满马克笔写下的卖肾广告：“A，25岁，我愿出售肾脏。”“B，33岁，有肾可售，价钱可谈。”附带的信息主要有血型、电话和卖家年龄。越是接近35岁———伊朗规定卖肾的年龄上限——— 价格越低。
加法尔患肾衰六年，每周要进行三次透析。“几个月前，我看到了纳琳的广告。我打了她的电话，她开价2000万托曼(约合人民币4万元)，我只能出1300万托曼(约为人民币2.6万元)。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成交价是1500万托曼(约合人民币3万元)。”
加法尔的经历在伊朗并不常见。一般来说，只有富人才有钱买得起一个肾，纳琳的开价等于一位政府雇员两年的工资收入。
“为了这个移植，我们把家里所有的地都卖了。”加法尔的父亲戈勒瑞扎(Gholam reza)说，“我们不得不在生计和救儿子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选择了加法尔。但是现在我们怎么生活呢？”图为加法尔家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菜园。
加法尔离家前往医院，准备接受手术。
“我想做一名教师，但因为这个病不得不中断学习。”加法尔说。“这些年来，我只有一个目标———找到捐赠者。”
加法尔打过几百个卖肾者的电话，其中有72个与他的血型相符。但最后他们都被医生拒绝了———或者是因为不匹配，或者是因为卖肾人自身的健康状态太差。
纳琳最终成为加法尔的供体。
移植手术进行那天上午，加法尔非常紧张，一直没有说话。
医生不允许采访者旁观手术，“你们根本就不应该进医院。”于是我们就在手术室外面等候。
纳琳先被推了进去，然后是加法尔。四个小时之后，手术成功结束。加法尔将留院观察三周，而纳琳将在三天后回到家里。
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之后，加法尔开始考虑未来。“多亏了纳琳，我最后将会成为一名教师。”
纳琳也来自一个贫困家庭。她刚刚结婚不久，和丈夫都处于失业状态，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除了纳琳和丈夫，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她出售器官的决定。
在伊朗，因为石油价格崩溃以及经济危机，许多年轻人失业，他们便是其中一员。纳琳不愿深聊自己为何决定卖肾。“这是一种帮助别人的行为。”她反复说的就这一句话。图为手术后的加法尔和纳琳。
但是加法尔似乎知道得更多。“手术前几天，我在家招待过纳琳和她的丈夫。”他说，“这让我们有机会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在伊朗，已经结婚的人还依赖父母、住在他们家里是非常丢脸的。
卖肾之后，纳琳和她丈夫有就能力租个房子，安顿下来，至少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他们希望石油价格能再涨上去，这样就会有更多工作机会。”
一个月后，加法尔的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有排斥反应，他没能活下来。在葬礼上，一群人围着他的新坟默默转圈。纳琳的肾脏和他一起被埋葬。图为术后三天的加法尔，看起来一切似乎是好的，尽管疼痛，但他越来越能够行走。
纳琳仍然不舒服，剩下的那个肾还是感到疼痛。加法尔死亡的消息让她难受。“我以为移植以后加法尔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我的肾没有起到作用。我想是上天不同意我捐肾给加法尔。上天对我不高兴。”
她告诉我加法尔的父亲曾经到医院去投诉。“他们的答复是，那个肾对加法尔来说太大了，他们说之前已经警告过加法尔。但他们说的不是真的。手术前他们做过许多检查。医生因为疏忽杀死了加法尔。”图为加法尔（右二）和朋友一起拍的照片。
via ifeng
